对话库恩：中共二十大是中国新时代的轴心

国际企业战略家、投资银行家，美国库恩基金会主席罗伯特·劳伦斯·库恩，30多年来一直在观察、研究中国。库恩1989年1月第一次来到中国的时候，就意识到“中国的经济、政治、外交和文化很快就会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2018年，在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的时候，库恩获得了中国颁发的“中国改革友谊奖章”，他是获得这一奖章的10名“国际友人”之一。

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前，《中国报道》记者专访了这位知名中国问题专家。库恩认为，中共二十大的意义不仅在于制定未来5年的议程，还将起草到2035年即未来13年路线图，并提出到20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的愿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有望实现。而世界要了解中国，就必须理解为什么中国共产党断言其持续执政的领导对中国的发展是最佳的。

▲罗伯特·劳伦斯·库恩

中国报道：作为资深中国问题专家，您如何看待中国过去10年的经济社会发展?

库恩：中国已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二大消费市场、第一大制造业国家、第一大货物贸易国家、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家，国内生产总值从2012年约54万亿元增长至2021年的114万亿元，全球经济占比由11.4%到超过18%，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6300美元增加至12500美元。

2018年12月中国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我即将迎来1989年1月第一次来到中国的30周年。我到中国的那一刻起就被吸引了。那时我就知道，中国的经济、政治、外交和文化很快就会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但那时我并不知道中国对我来说会有多重要。

在中国的30多年里，我一直在以各种形式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尽管中国取得了很多成就，可讲述的故事很多，但没有一个故事能够像在2020年底之前实现消除所有极端贫困的系统性实施那样真正代表中国，也没有任何一个故事具有如此强大的影响力。

我发现中国的扶贫工作是削弱偏见、打破其刻板印象的最好故事。其中一个原因是，外国人对中国的扶贫承诺和运动及其如何真正起作用了解非常有限。如果外国人读到任何关于中国扶贫的东西，那一定是概括性的使用大数字，比如“8亿人”，虽然让人印象深刻，但没有情绪渲染。要真正了解中国的扶贫，就要去听一个个脱贫家庭的故事——那是几百万个故事。

在过去的30年，尤其是过去的15年里，我和长期合作伙伴Adam Zhu一起走遍了中国，走访了100多个城市，以及无数的县、乡、村，进行研究、调查、采访，写书和随笔，制作电视片和纪录片。尽管此后我自以为很了解中国，但直到我开始前往贫困地区，特别是偏远山村的实地考察，有机会和贫困村民交谈，听他们讲自己的故事，我才意识到扶贫所需要的一切。

在我看来，中国脱贫攻坚之所以能够成功，一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行动领导力；二是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以身作则；三中国共产党的动员能力，能够集中调动国家的人力物力资源。而中国疫情防控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也有着极其相似的原因。

尤其是过去的5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在严峻挑战下取得不凡成就的5年。我们可以列举一些最重要的成就：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中国成功地减少了病例和死亡人数，使之远低于其他国家；中国经济在各种不利因素下能够持续增长；中国社会，特别是扶贫、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转型；中国的外交，变得更加开放和自信；中国的军事国防实力持续增长，特别是中国海军；中国主张包括新疆、香港、西藏、南海、台湾在内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中国共产党坚持不懈地开展反腐败运动，履行自我净化的承诺。

中国报道：今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将召开，您如何看待中共二十大？

库恩：中国共产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是中国政治日历上每5年一次的最重要的事件。首先，我们必须领会“两个确立”——“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这是在2021下半年通过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决议”正式确立的。

2017年，中共十九大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地位。此后，例如“习近平经济思想”这样的命名方式已拓展并应用于经济、法治、生态文明、强军、外交等领域。我曾经在5篇深度评论中，针对这些领域中的论述其显著特征。这一背景将使我们能够仔细阅读即将召开的中共代表大会的政治宣言。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每5年召开一次，通常会为接下来的5年制定议程。中共二十大的意义不仅在于制定未来5年的议程，还将起草到2035年即未来13年路线图，并提出到20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的愿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有望实现。因此，中共二十大是中国新时代的轴心。

中国报道：您研究观察中国超过30年。在过去10年中，您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库恩：实际上，所有的政治制度都有取舍。一党领导体制的好处是政策有长期承诺。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习近平从2012年底上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到2020年底，大约8年时间里成功消除了中国的绝对贫困问题。

我个人认为，中国共产党过去10年最大成就，是在习近平“精准扶贫”的思想指导下，消除了绝对贫困问题，现行标准下近一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而在过去40年，中国减贫近8亿人。

虽然所有发展中国家的条件和文化不尽相同，但中国非凡的扶贫经验和成功可以在帮助发展中国家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发展中国家里，只有中国实现了快速发展和大规模减贫，贫困人口分享了40年改革开放的发展成果，最难脱贫的贫困人口在近7年左右的时间里终于摆脱了贫困。中国的扶贫成就被称为发展奇迹，这是有充分理由的。

当中国在2020年底消除所有极端贫困时，也提前10年实现了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减贫目标。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让如此多的人口摆脱贫困。中国认为，这些历史性成就证明了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即中国共产党的持续领导是正确的。

世界可以从中国的脱贫成功中学到什么？很多。当然，中国致力于与国际社会，特别是与最贫穷的国家分享减贫经验：战略、结构、方案、制度、见解、制衡等所有方面。

但首先要注意，每个国家都是不同的。每种文化都有自己的历史和文化；不同民族的本性也确实不同。我们不能把一个国家的方案，完全不经调整地强加给另一个国家。原则才是最重要的。而中国的扶贫原则是明确的：“精准”扶贫，是用符合具体情况和需要的具体措施，有明确的组织架构来实施、监督、检查这些措施。

在我看来，更明确的是这一点：一个国家要把扶贫工作办好，首要标准是这个国家的领导人必须作出绝对的、坚决的承诺来完成它。这向各级官员，实际上是向全国传递了一个强有力的信息。所以，这是一个重要的经验：国家的高级领导人需要把扶贫的总体使命作为国家的高度优先事项。只有这样才会有好的效果。

我们从标准、措施、机制、程序等方面来考虑扶贫工作。事实上，中国在电商、教育、易地搬迁、生态补偿和社会保障等方面都是先行者。这些都可以适用于其他国家，党领导的通过地方政府（省、市、县、乡、村）“五级”实施扶贫的组织体系也可以适用于其他国家。

不过，归根结底，所有国家在反贫困斗争中都应该认识到的是，由上而下地激励官员把扶贫作为工作中价值观层次中的优先事项至关重要。这是中国给世界上的一大课。

▲2017年1月，库恩和团队在海南边远地区拍摄产业扶贫情况。

中国报道：基于您对中共治理模式的研究，您认为未来10年，中国将如何发展？

库恩：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给中国带来巨大发展，使数亿人摆脱了贫困，使中国重新成为一个世界大国，这一点让一些外国人感到困惑。这个“谜”背后的部分原因是中共党员的高素质。

中国的治理模式建立在政治精英的理念之上。广义上讲，这是类似于经济或学术精英管理的优化产出和结果，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会给整个社会带来增量效益。

中国在招募最优秀、最聪明的人员进入公共服务领域方面有着悠久的历史，这一复杂的过程在当代也有很好的应用。在国外鲜为人知的是，中共中央中组部负责选拔、培训、监督、考核和提拔党政官员，必要时还会对官员降职或解职。

对于中国官员来说，这一过程是严格的、定量的、持续的，透明度不断提高，参与范围广泛。高强度培训贯穿他们整个职业生涯，工作风格和个人行为的规则更加严格，八项规定反对铺张浪费，减少官僚访问、会议和“空谈”。同时，还会对官员开展严德、严权、严自律、廉洁决策、廉洁经营、廉洁行为的培训活动。33年来，我接触了中国各级官员，总的来说，中国官员是世界上最有能力的管理者之一。

当然，挑战是存在的。一个没有公开竞争的多党选举和自由媒体的制度，虽然有快速决策和连续性的优势，但在防止形成内部小圈子交易利益、破坏政治精英制度的小集团和派系方面，面临着更大的挑战。中国共产党领导层意识到了这些问题，这也是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国家监察委员会的宗旨所在。

根据中国的计划，到2035年中国人均GDP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2050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共同富裕是一个全面的30年计划，既需要长期努力，也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持续领导，具有长期承诺的效力。同时，把“乡村振兴”嵌入“共同富裕”，被认为是中国伟大复兴的关键。这是一项由中共最高当局制定并在中国农村偏远地区实施的长期综合体系。

近日，习近平在辽宁省视察时，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不能只是少数人富裕，而是要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习近平强调共同繁荣是值得注意的，因为一些评论声称，中国由于经济放缓而一直在淡化“共同富裕”。尽管政策总会有一些修改以适应现实条件，但习近平曾明确表示“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关系党的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问题”，因此毋庸置疑，促进共同富裕也将是国家的“头等大事”。

中国报道：西方社会讲到中国共产党，讲到中国，往往说“一党专政”。您如何看待这种说法？

库恩：实际上，所有的政治制度都有取舍。我认为有必要理解中国所说的“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什么意思，这对西方人来说是一个神秘的短语，他们认为中国的政治制度既没有多党制，也没有普选制，根本不可能是民主的。

习近平称“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始终不渝坚持的重要理念”；他表示民主要用来“解决人民想解决的问题”。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家们将全过程人民民主描述为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嵌入过程民主与结果民主、程序民主与实质民主、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他们强调，人民民主与国家意志是统一的。

理论如此，实践如何呢？

中国共产党号召不断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加强人权法治保障，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权利和自由。这包括人民行使表决权和民主选举人大代表，确保人民知道、参与、表达、监督人大工作——当然还是在党的领导下。

党领导体制下的民主包括通过反馈机制接纳民意，如通过民意调查来了解人们的想法，对新政策的看法，这个过程被党称为“汇集人民的智慧”。因此，即使没有西方意义上的选举，也有与不同选区的大量接触。再比如，当官员被提名到新的职位上之前，在一段时间内会有来自同事和下属以及上级党组织的坦诚反馈。

习近平在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工作中，强调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及正确有效行使人大监督权；强调政治协商在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中的重要作用，尽管政协没有立法权和行政权，但它在专业知识、影响力和公众话语权等方面拥有日益增长的社会力量。

此外，每5年举行一次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和每年举行一次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政府工作报告，反映了各有关官员、专家和选民的大量意见和建议。这些工作报告，不只是高层领导提出的形式和仪式。这些文件是由不同团队起草的，征求了众多官员和专家的意见；这些文件在起草期间的6至8个月甚至更长时间内，多次传阅、修改。

我在中国的朋友问，为什么世界会误解中国共产党？我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是语义学的问题。因为在民主政治制度中，“党”这个英文单词的含义是，一个在自由开放的多党选举中竞争的政党。因此，当一个执政党不参加自由开放的多党选举时，这个政治制度就被认为是不民主的。

这对中国制度的描绘是错误的，中国制度建立在不同的原则之上。在中国，中国共产党是执政组织，而不是竞争的政党。它来自社会各阶层的敬业精英，其构成人员不到7%的人口，但任务是代表100%的人口。

因此，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组织，并不等同于西方制度中的执政政党。在西方制度中，政党只代表特定的选民群体，受选举周期的时间限制。因此，中国共产党在提高全体中国公民的生活水平和个人福祉方面负有更高、更广泛的义务。这包括改革、法治、政府透明、公众参与治理、增强民主自由和人权。

中国报道：您认为中国共产党未来主要面对哪些挑战，该如何应对？

库恩：中国是世界第二大市场，而且很可能会成为第一大市场。有人说，任何一家大型国际公司都不能不进入中国市场。虽然这一点仍然是肯定的，但没有人能否认过去几年困难和不确定性在增加。经济放缓、疫情防控、房地产和金融担忧、国际紧张局势、一定范围的民族主义——这些都对愿意在中国投资的外国公司造成了不利影响。

然而，中国领导层意识到并欣赏外国公司在中国投资盈利，因为竞争会推动生产力和技术进步。因此，一些愿意大胆思考、大胆行动的外国公司可以得到中国政府的支持，进入这个巨大的市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的长期领导。毫无疑问，这样的一党执政制度可以实现脱贫、疫情防控、产业政策等国家重大工程项目。

世界要了解中国，就必须理解为什么中国共产党断言其持续执政的领导对中国的发展是最佳的。但中国共产党要想保持执政地位，就必须以更高的责任自持，保持最高标准的清正廉洁。习近平为中共树立了高标准：用规范的、受监督的、接受监督的规则和程序来治理党。

反腐，当然是中共自我革命的核心。习近平在史无前例且持续的反腐败斗争中表示，“物必先腐，而后虫生”。他警告说，“如果任凭腐败问题愈演愈烈，最终必然亡党亡国”。他强调要深入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方针，做到态度不能变、决心不能减、尺度不能松。

中国共产党勇于自我革命，这是一个“刀刃向内”、永不停歇的过程。